和以往不同，我现在全力以赴，不仅学习，也在不断创新，不仅有科研，也密切关注“unmet medical needs，以此为目标，致力于基于科学最新发现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临床，可以治病救人！
2020年12月26日傅新元在同写意新药领袖峰会上做报告
我曾经说现在是我第三次创业；“老傅创业3.0”。
第一次创业，是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那时JAK-STAT刚刚被发现不久，美国有远见的投资人看到这在创新药物发现上的巨大潜力，蜂拥而来和我”Lobby”要我创立公司做新药研发。包括我的老朋友和同事Lee Babiss，他曾任现在ranking首位的罗氏公司全球研发总裁。
Lee Babiss曾personally愿意支持我出来创业（他一直是我的创业良师益友）。但是我当时决定staying academic继续做教授，致力于科学原创发现。
不过我也尝试帮助其他公司“创业”。我们的专利授权给了Ligand Pharmaceuticals，这是我师兄Ron Evans当时创立的公司。我也经常和当时Ligand公司的CSO交流，帮助他们建立有关药物筛选平台。最终这些JAK-STAT 药物筛选平台产生了现在大家熟知的JAK药物。
Lucky me：我二十多年来一直享受Royalty payments和相应的股权收益。重大科学发现导致药物产生和价值啊！
我也曾多次受邀访问Tularik。这是专职进行STAT药物研发的公司，由三位科学界大佬，也是我的科学界老朋友所创立：David Goedell（基因泰克第一位科学家），Steve McKnight（曾是王晓东所在系的系主任）和Bob Tjian一位UC Berkeley的教授，基因表达研究的先驱，曾任著名的HHMI的总裁。创立不久 Tularik就被Amgen用13亿美元现金收购。这段经历就算我的第一次和“创业”打交道吧
第二次创业，就和下面故事里的主人翁有关了。
自左至右：廖晓伶，骆利群，余国良，傅新元
余国良博士是我自己真正出来创业的导师和指路人。那是2000年左右，我在清华创立研究所，同时也想做一个公司，但是我对具体商业运作基本没有任何经验。
我拜的第一个创业“师傅”就是余国良博士。我的第一个商业计划书就是在余国良家完成的。当时我就聘请他来担任公司的CEO（眼光吧）不仅国良在支持我，当时的生物公司大佬Ken Fong，Clone Tech创始人，和Frank Kong著名湾区Viva基金的创始人等都来为我出谋划策。国良和Ken一起来中国参加我的road show。当时也是激情万丈啊！
在指导我之后，国良兄自己最终发现一个抗体专利。由此开创了他自己的Epitomics公司。而我和俞强、袁钧瑛夫妇以及刘钧一起在上海张江创立了“安普生物”Ambrosia。投资人包括当时等上海科委华裕达（创建的最早的投资结构 “上海创投”），也包括晨兴资本Morningside等。公司研发良好，产生了多个药物candidates，2007已经准备在伦敦上市，但是运气不佳，2008年的金融危机crashed our IPO plan。
这是我第二次创业。作为foot note，第二次创业是一次真正的演练。最重要的教训是创业必须符合市场，药物研发必须推进临床。另外当时我仍然以科研为主，没有全力以赴创业（俞强担任CEO主导）。
第三次创业，也就是现在的创业，建立亚洲第一品牌威尼斯澳门人GenEros生物制药公司，这是“老傅创业3.0”。这次是汲取以往的经验，向创业成功者好好学习，在科学原创的前提下，密切联系市场和临床。现在公司落户杭州两年多，已经在推动四个创新药的临床大项目，在四川天府之国的华西医院和一流临床医生密切合作下即将开展临床实验。我信心满满！
左：鲁先平 右：傅新元
鲁先平是我第三次创业的导师，这次我首先向他请教。更重要的他帮助我获得到这第三次创业的第一笔Angel Fund。
最重要的，和以往不同，我现在全力以赴，不仅学习，也在不断创新，不仅有科研，也密切关注“unmet medical needs，以此为目标，致力于基于科学最新发现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临床，可以治病救人！
傅新元
2021年2月26日清晨